上海抗战，对整个抗日战争，不仅是必要的，而且有很大的价值！
首先，上海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，有利于全国总动员;
其次，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，上海抗战可以扩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;
第三，上海是国际观瞻瞩目所在，在上海进行坚强的抗战，可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军民完全能够团结御侮;
第四，打乱了日寇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，使其陷入了长期作战的泥淖，有利于我军争取主动;第五，坚守上海时间长些，可掩护沿海各省工业、物资向远后方撤退。
坚守上海的作战计划，是蒋介石制定的。虽然有前敌总指挥，但作战的主要部署都由蒋介石亲自决定。按原作战计划，上海抗战如果失利，到10月底，我军主力应撤退到吴江、福山一线，以有力的一部占领江阴、无锡、海盐之线。这两条线是蒋介石于1934年至1936年，用4个师的工兵团，用两年的时间构筑的阵地，轻重机关枪掩体星罗棋布，全是钢筋水泥做的，还有许多半永久性的工事。如果及时撤守到这两条线，一方面可以节约兵力，使部队得到补充和整训;另一方面还可以迟滞日军的前进，以空间换取时间。这样，虽然丧失了上海等若干领土，但我们是个大国，有广大的回旋余地，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争夺取最后胜利，按照当时中、日两国的情况，这是我国抗日战争的上策。
参加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，到了1937年10月中旬，每个师大部分伤亡过半，每师所存人数，多的不过三四千人，少的只有二三千人。这时上海的浏河、闵行、江湾、闸北，真如等地已被日军占领，中国后方又无兵力增援，敌我战斗力悬殊，我军疲惫不堪，已不能支持，再苦撑下去，只是消耗兵力，对战局不利。但蒋介石严申命令，擅自撤退，军法从事。前线指挥官都不敢报告真情实况。蒋介石偶以电话盘询前方战况，部下多诡报士气旺盛。倘有直陈实情者，即遭蒋介石申斥。
到了10月末，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已无法支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和作战组组长刘斐向蒋介石再三苦谏，说明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，即时向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阵地转移，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存我军的战斗力。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。
但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，即11月1日，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，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，九国公约国家要开会了，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，九国公约国家就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。因此，蒋介石要收回撤退成命，要各部队仍回到阵地死守。白崇禧、刘斐表示坚决反对，指出部队已开始转移，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到原阵地，一定会引起混乱，结果将不可收拾！蒋介石坚持不肯，说他要亲自赴前线说服各部队。于是当天夜里，蒋介石就带领着白崇禧、顾祝同等人，坐火车到了南翔，在一个小学校里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。蒋介石讲了40分钟的话，他首先对前线官兵的英勇作战加以表扬和鼓励。紧接着他就说:“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，这次会议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。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，在上海战争再支持一个时期，至少两个星期，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。”同时他又说:“上海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，如果过早放弃，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。”蒋介石反复地阐述这番话，语气很坚定，不容旁人质疑，说完他就走了。
所谓九国公约，全称《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》，是1922年2月6日，美、英、法、日、意、比、荷、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。条约规定:“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”和“中国之门户开放”的“原则”。这个条约是对中国主权、独立、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。如今，日本要独吞中国，蒋介石认为其他8国在中国的“机会均等”的利益受到损害，就会出面制裁日本。
这时，上海战场第一线的各部队已经在撤退途中，忽接蒋介石的命令又要返回原阵地，还有的已经撤退在途而没有接到返回原阵地的命令的部队，仍照旧后撤。加之战斗激烈，后撤的部队已很难脱离敌人，让后撤的部队返回原阵地自然更难，指挥错乱，引起整个战场的混乱。
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及时的后撤来调整战线，给日寇调集增授部队造成了时机。
11月5日，日寇3个师团在八十余艘军舰的配合下，在杭州金山卫登陆。登陆后日寇兵分两路对上海战场进行侧面迂回，企图对我军加以包围歼灭。这样就迫使我军不得不仓促撤退。由于撤退来不及计划，几十万军队同在一条公路上行进，极度拥挤。这时，地面有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追击，上空有敌机投弹轰炸、扫射，后撤的中国军队不能不尽量疏散。这就使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。
蒋介石原想在上海守不住时，就把部队撤到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阵地上。但由于仓促撤退，加之既设阵地上没有设留守部队和响向导人员，也没有给后撤部队工作位置图。造成部队到来后找不到工事位置;找到工事位置，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。以致在敌人跟踪追击的情况下，没有占领阵地的余裕时间。
于是，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，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日寇前进的作用，白白地放弃了！！！
蒋介石依赖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的希望全部落空了！
应该遭到会议制裁的日本侵略者声明不参加会议，并声称“中日两国纷争他国没有干涉的权利”。
接着，日本的同伙、法西斯德国也宣布不参加会议。
日、德的另一个法西斯伙伴意大利，在会议上充当日本代言人的角色，主张“中日两国直接交涉”。
蒋介石寄希望最大的英、美两国，这时所采取的竟是“中立”和“不分人战争”的政策，在九国会议上对日本“不拿出强硬态度”。
11月24日，是九国公约国最后一次会议，中国代表顾维钧对于会议没有给侵略者日本任何制裁，即席提出抗议。各国代表对顾维钧的抗议以“沉默对待”，只有法国代表站起来喃喃地说:“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。
”英、美、法等国的这些做法，无疑地更加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。这时，侵占了平津、淞沪的日寇已兵分三路，在向中国的首都南京进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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